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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章师傅


蚂蚁于 2017/7/8 发表在散文


大章师傅,本名姚大章,1918年生人,2002年去世,享年85岁。
大章师傅不是本地人,原籍在江北区庄桥街道姚家村(旧属慈溪县东乡)。“童姚马径张,银子好打墙”,曾经是流传在这一带的民谣。童家、上姚、下姚和马径是姚江北岸最富饶的村落之一。然而,大章师傅的家并不富裕。他出身于下姚的贫苦农民家庭,15岁就背井离乡去上海学生意。从上海回来,就在老家以做裁缝养家糊口。
那年,庄桥要建军用机场,被认定历史上有“问题”的人,比如担任过国民政府保长以上职务的、评为地、富、反、坏成分的“四类分子”,都必须离开庄桥,疏散到几十里外安家落户。理由很简单,为了机场的安全,防止阶级敌人破坏。大章师傅是“历史反革命”,他迁徙到40多里外的一个小镇——二六市,在小镇的童家里头租了一间王姓人家的楼屋安了家。我伯父当年也租住童家里头,小时候去伯父家必须经过他家,从门口看进去黑压压的一屋子人。大章师傅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,一家九口真是够挤的。
土改之前,大章师傅人在上海,却被乡亲们选为村长,他谢绝了师兄去香港开公司的邀请,向上海西服行提出了辞职,回老家当了村长。不到一年,高潮镇反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。从此便厄运临头了。
说起来,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是怎么也想不到的。抗战时期,他在童家老街开铁车店(缝纫机加工衣服),虽然才20多岁,却有一手红帮裁缝的手艺,所以在当地算是有点名气。有一天,国民党慈溪县自卫总队长宋清云找到他,要他赶制一批军装,大章师傅还真的保质、保量、如期完成了。没有耽误部队的换季,这让宋清云很满意,竟大方地送了他一个国军“中尉”的头衔,让他组建自卫总队的被服厂并担任厂长。抗战胜利后,宋清云被国民党任命为浙江四区人民反共自卫游击纵队少将副司令,共和国成立后被政府镇压。大章师傅正是因为这段历史,戴上了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。其实,大章师傅当年也为我党领导的林达部队(三北游击司令部第三支队)加工过军装,只是林达没给他职务,否则也是老革命了。况且,宋清云部队在抗战时期并非伪军,应该属于制造摩擦的顽军,抗战一胜利,大章师傅就离开宋部去上海静安一家西服行上班了。据他自己说,三年的国军“中尉”生涯,他连枪也没摸到过。其实,无论给那支部队做被服,裁缝总归还是裁缝。他这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戴得似乎有点冤。
大章师傅与我虽不是一个生产队,但彼此也熟。人民公社时期,生产大队(相当于村)为单位的社员大会特别多,什么春耕春插动员大会、夏收夏种总结表彰大会、各种专项运动的批斗大会等。参加大会总是要碰面的。当然,我坐在台下,他站在台上。那时候,大会总把一些“四类分子”押来当陪衬,他们在台上弓着腰、低着头站成一排,只要有人稍微抬一下头,马上会被站在后面荷枪实弹的民兵伸手压下去。有时候会场还会响起震耳欲聋的“只准老老实实,不许乱说乱动”的口号声。当年搞阶级斗争,人们把成分看得很重,很多人也会觉得他们可怜,可是口号还得跟着喊,否则别人会说你立场不坚定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,所谓的“阶级敌人”都是正常人呐。实事求是说,摘帽之前“四类分子”的生活状态,比旧时的“堕贫”还要悲惨,不仅仅是他们本人,还牵连到他们的后代,升学、工作、结婚都受到歧视,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对待。
本来,大章师傅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一技之长,为社会服务。记得小时候母亲陪我去街上的铁车店做过年穿的衣服,都是大章师傅量的尺寸,上学以后,那工场的裁剪师傅就换人了,后来才知道,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,像大章师傅这样成分的人是排除在外的。既不允许参加合作社,也不允许个体加工作坊存在,于是,他的裁剪手艺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,曾一度被安排去牧场养猪。改革开放以后,队办企业如雨后春笋,大队也办起了服装厂,大章师傅总算重操旧业。记得我当兵回来时,他已经是大队服装厂一名拿工分的裁剪师傅了。
我曾为褚时健的故事感动过。褚时健创建了红塔帝国后不幸入狱,刑满释放后,84岁的褚时健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。由褚时健老人联想到了大章师傅。八十年代初,终于摘下戴了三十年的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的大章师傅,虽然年逾花甲,但他乘改革开放的东风,开始正式创业,办起了私营的二六市服装厂。凭着他与上海、香港等地一帮师兄弟的关系,也凭着他红帮裁缝的手艺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据说很长一段时间,港府警署的警察服装就是他的服装厂加工生产的。有人告诉我,他办厂那年,乡政府召开表彰大会,作为先进工作者,大章师傅也上台领奖了,据说是受表彰的先进工作者中年龄最长的一位。虽然只有一只脸盆一条毛巾一张奖状,但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,逢人就含着满眶的泪水说:“我从来是上台接受批斗的,今天也总算上台领奖了,我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别人的肯定……”
我老家的衣橱里还挂着一件簇新的中山装,是父亲的。记得那天正吃晚饭,父亲捧着两件衣服进来说:“这两件中山装是大章师傅亲手做的,全毛料子,帮我挂在你的衣橱里,等我不干活的时候拿出来穿。”我很惊奇,一贯节俭的父亲竟会自己添置高档衣服,而且一做就是两件。后来我才知道,是大章师傅用香港的来料加工多余材料做的,父亲那年60岁,算是为自己庆贺。遗憾的是,这两件衣服父亲一次也没穿过。父亲去世后,我把一件送给了父亲的一位朋友,一件到今天还挂在我的衣橱里。看到这件衣服,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两个影子:父亲和大章师傅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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