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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嘉生其人


蚂蚁于 2017/7/8 发表在散文


周嘉生,曾名周家生,若还在世,今年79岁了。他是罗江人,我认识他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事。
那年,他租住在毗邻我家的耶稣教堂旁边的一间小屋,常常在一个河埠头洗刷,搭过几次话就熟了。后来,二六市的房管部门集资建房,利用了我家旁边的湖塘墩的杂地,落成后分给当地工商界的无房户居住。周嘉生家也分到一间,这才真正成了邻居。他喜欢看书,向我借过几次,记得头一次借的是我刚买的《郭小川诗选》。
文革初期,我还在上小学,那天上学路过街上,一家商店旁边的弄堂间关了一个人,门口贴满了大字报,人们在言论,说供销社的小周“犯了事”关起来了。从窗户看进去,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在一张桌前,正低头写着什么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嘉生。
周嘉生是大户人家出身。其父潘瑞华,是慈溪潘村潘氏坤房的长子长孙,乾、坤两房曾为慈溪潘氏望族。到了潘瑞华这一代,名义上是地主,实际只是空壳场面。他兢兢业业、如履薄冰地经营着祖传的田地,唯恐败在自己手里。因为子女多,虽然穷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,仍坚持耕读家风,不肯放弃对子女的培养。潘瑞华的五世祖潘钦臣是河姆渡(旧称黄墓渡)义渡的创建人,他撰写的渡亭碑至今屹立于渡畔,如今已作为古碑保护;祖父潘赓九曾任潘氏宗长,创修族谱,修缮宗祠,参与创建荣华堂孤儿院,一生做过很多好事。潘瑞华有八个子女,周嘉生排行第七,一出生就由奶奶做主送给了奶奶的亲妹妹当孙子,起名周家生。1957年末,他周家的阿爸去世,周嘉生不得不终止了慈湖中学(当时余姚二中)的学业,继承了周家阿爸的营生——摆百货摊。同时,他改名为周嘉生。
土改时,周嘉生的亲生父亲潘瑞华被政府镇压了。他没在潘家生活过,而且周家阿爸只是一个小商贩,他的家庭出身应该没有问题。所以,中学肄业后子承父业,逢市日在罗江街上设摊买卖,闲日挑着货郎担四处打乡,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,也顺利地参加了供销合作社。他有大户人家的基因,又受商贩家庭的熏陶,有一定文化基础,脑子活络,深得领导的赏识,先在饮食商店当会计,后来还调到丈亭商贩联当秘书。他的新魏体写得极好,二六市供销社的招牌就是他写的。他自己也一度以为逃过了家庭出身这一。
然而,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周、潘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。那年的八一台风,给罗江一带造成了大面积的灾难,周嘉生在轻工业部工作的五哥刚好回罗江探亲,出于对老屋的牵挂,让周嘉生陪着去了一趟潘村老家,拍了一张台风过后老屋的照片。这一幕恰好被人看见了,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:“房子都已分掉了,你想变天吗?”五哥回北京了,周嘉生却被揪到乡政府挨了一顿训。他头一回尝到了受潘家牵连的滋味。其实,这厄运才刚刚开始。
文革之前,周嘉生已调到二六市供销社工作,先是挑蒲篓担卖咸货,后来又到下伸店工作。他的朋友赵伟伦先生回忆说:“小周长我四岁,从小在一起玩,他到施岙下伸店工作时,我专门去看他,中午他留我吃饭,大家酱油拌饭,没有一碗菜。”日子虽然清贫,他依旧乐观上进,保持着看书的习惯,一个人住在小山村,偶尔也回罗江的家,日子过得还算平安。
可是好景不长。文革开始了,老实本分的周嘉生无意中“犯了事”。那天,有人带口信让他下班去岳父家吃晚饭,离开岳父家已经很晚了。因为女儿快满周岁,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,外公应该送外孙囡周岁礼,没有现钱,岳父让他带一块祖传的金锁片当礼物。他决定回家,将礼物送回去。谁知出村没多远,就被村里的一个人追上来拦住了,说你富农丈人捅出了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?周嘉生说:“我借了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还有一块金锁片,是老丈人送我女儿的。”于是,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和一块金锁片被当作了破坏“扫四旧”运动的罪证,人赃俱获,被扭送到二六市公社,关进了比所谓的木笼大不了多少的弄堂间。第二天一早就“戴高帽、挂黑牌”游街批斗了。等从“木笼”放出来,他不用上班了,似乎被供销社扫地出门了。
离开了供销社,回老家担任生产队的会计。当年的大队会计楼金良先生对他印象颇深:“我与他有过工作上的交往,小周头脑非常聪明,尤其能写得一手好字,他是我们全大队所有生产队会计中最有文化的一位。” 周嘉生不会农活,生产队会计的工分又难以维持生计,不得不又重拾了设摊买卖的老本行。文革中,农村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,这边“犯命案”(私设刑场),那边“打大阵”(械斗),赌场遍布每一个村落。当时的香烟很紧张,周嘉生找到了聊以养家糊口的行当——摆香烟摊,托上海的亲戚买来牡丹牌香烟,在赌场门口加价卖出,赚头还是可观的。一开始倒也安分,只做生意,不参与赌博,但是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的?他终于经不起别人的怂恿,慢慢迷上了赌博。
人的堕落,多半是从赌博开始的。周嘉生的朋友们到今天还记得他常说的口头禅,“人生除死无大难,家到无产再不穷”。在看不到人生前途的情况下,他颓废了。他抽烟,甚至嗜酒如命。当时的黄酒要凭票供应,黄酒不够喝,他自嘲: “‘枪毙烧’(一种劣质烧酒)是我坚强后盾。”常常喝醉了酒拿家人撒气。我周日回家,几次看见他抽笆埭棒追打他的儿子。
那是七月的一天,我一到家,七岁的女儿就告诉我:“小周淹死了,两只脚被河水泡得雪白。”小家伙居然也去看了。隔壁的小平哥后来也告诉我:“一早去刷牙,河埠头旁边的水草堆浮着一件衣服,我拿来木棍拨了一下,翻过来竟是一个人,真把我吓死了。”邻居们分析,周嘉生头天晚上喝醉了酒,在河埠头洗泥鳅时不慎落水,因为是晚上,所以没人发现。那一年是1984年,周嘉生才46岁。
周嘉生走的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。他的悲剧告诉我们,社会环境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很强大的。如果没有文革时的那种疯狂,周嘉生就不会“戴高帽、挂黑牌”、就不会在赌场门口摆香烟摊、就不会染上赌博的恶习;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“家庭出身”、“社会关系”的束缚,以周嘉生的聪明也一定会有用武之地,不至于自甘堕落。文革,不仅仅使一些大人物遭受迫害,也给周嘉生这样的普通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痛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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